褚時健的傳奇人生:74歲還在坐牢,84歲成為億萬富翁,你有什麼藉口不努力?

勵志人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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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玉溪前往嘎灑鎮的新公路被一根路障生生攔住。下雨導致地基塌方,禁止通行。我們的汽車不得已另擇土路進山。路的一邊是山崖,樹木蔥郁,山下偶爾能看到成片的甘蔗田、零星的香蕉樹和小塊的梯田。在日光下,蓄著水的梯田折射出忽明忽暗的光澤。此間風景不惡。

這是雲南哀牢山脈的一段,上世紀的「煙王」褚時健這些年就在這大山深處埋首創辦屬於自己的實業。這一次,他沒有制煙,而是種橙。制煙曾經讓褚時健的事業如日中天,但並沒有給他帶來財富;而種橙,卻讓85歲的他成了億萬富翁。

「心裡不平衡」

我們乘坐的汽車如舟行波上,起起伏伏,恰如我的思緒——如果不是1999年的那場「世紀審判」,這位王石最崇敬的企業界大佬,現在一定是在某處頤養天年,而不會以如此高齡還在玉溪市和山中果園間兩頭奔走。

1979年10月,褚時健出任玉溪捲煙廠廠長。此後的18年的時間裡,褚時健帶領團隊將這個陷入虧損的小煙廠打造成亞洲最大的煙廠,為國家創造利稅991億元。在他最得意的時候,求他寫條子批煙的人絡繹不絕,在退休前,由於「經濟問題」褚時健被判無期徒刑,此前,女兒在獄中自盡,那時他已經71歲了。當時,作為雲南紅塔集團的一把手,褚時健的工資水準僅相當於煙廠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,18年的工資收入總共不過60多萬元。「富廟裡的窮方丈」身陷囹圄,在當時成為一件讓人矚目的大事。譏諷者有之,歎息者有之,而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。幾年後,褚時健因為罹患糖尿病,於2002年得以保外就醫,從此在哀牢山中種橙至今。

在山中轉了一個多小時,我們終於到嘎灑鎮。這是一個以傣族為主要居民的小鎮,一條小河將小鎮剖成兩半。由於是冬天,一節一節階梯狀的河床裸露出來。當地人對橋上的我們說,這不算是河,在雨季,山洪暴發的時候,用來洩洪用的,如果沒有這個,腰街早就被泥石流沖走了。山裡的農民遇到泥石流就比較麻煩,有的人連房舍都被毀掉了。不過,帶著一雙手跑到山裡種柳丁,日子又變得好過了。「是給褚時健種柳丁嗎?」我們問,當地人點點頭:「褚時健提供住的地方。」

在嘎灑匆匆飽餐一頓後,又在山裡走了近半個小時,車終於駛入了一個佈滿橙樹的山頭,空氣飄著淡淡肥料的臭味,經過了一座廠房建築後,車停在一幢黃色的二層小樓前,這是褚時健的家,也是他在山中的辦公場所。門前蹲著兩尊石獅,幾隻公雞在石獅腳下走來走去。

身著米灰色套頭衫、外面罩一件黑色馬甲的褚時健緩緩走向我們,笑著和大家一一握手,然後招呼我們吃柳丁。「褚橙」的確口感非凡,我們一行人都認為這是自己吃過的最好吃的柳丁。一張矮桌,四條長凳,褚時健坐在桌邊,吸著玉溪煙,操著濃重的玉溪方言,一開口便說:「我們的柳丁分成三個等級,特級品10塊錢一公斤出貨,市場上賣10多塊一斤,供不應求。」

我們問:「當初為什麼想起來承包果園呢?」褚時健低下頭,想了想說:「心裡不平衡,現在的國企老總一年收入幾百萬、上千萬,我也不想晚年過得太窮困。另外,我70多歲出監獄,總得找點事做,讓生活充實點。」這句話,在一個小時後,他又重複了一遍。說話時,褚時健的臉上掛著一絲淡淡的微笑,眼睛則少有笑意。這絲微笑,就那樣不深不淺地掛著,像是劫波之後面對外界的某種展示。

指著桌上的柳丁,褚時健有些得意,跟我們歷數起這些年如何一年解決一個問題,改良了土壤結構,發明了獨特的混合農家肥,解決了灌溉問題、病蟲害問題、口感,等等。市場反映,「褚橙」的口感已經不在進口的美國新奇士之下,甚至比口感略酸的進口橙更迎合中國人的口味。今年他要讓柳丁的色澤更鮮豔、手感更平滑。9年辛勞,2400畝從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樹在哀牢山中脫胎換骨。

我說,這是「微笑曲線」的一端——研發,褚時健點頭表示同意。「另一端是市場吧,那個不用操心,把質量做好最重要,市場會求著你的。剛種柳丁的時候,不懂技術,出了很多問題,像第一個收穫期,那麼多樹才收了14噸,那倒是讓我睡不著覺的。」褚時健做香煙的時候,技術上也是零基礎,從頭摸索跟技術員反復討論,一點一點解決問題,種柳丁亦如是,單肥料的配比就反復試驗了無數次。

「失敗倒沒有想過」

「你怎麼知道會有今天這樣結果,能種出這樣的柳丁?你想過失敗嗎?」問這句話的時候,我的腦子裡閃過一件事:褚時健年輕的時候,在邊縱打過8年遊擊,在一次戰鬥中,由於敵人火力太猛,上面命令撤退。褚時健不聽,孤身一人在戰場上尋覓一個多小時,找到了他二哥陣亡後的遺體。

這個問題讓褚時健很自然地聯想到了當年做煙的經歷,他語速緩慢:「失敗倒沒有想過,像我當時在煙廠的時候,我向省裡提出貸款2300萬美元,引進世界最先進的捲煙生產設備。有人說如果效益搞不好,還不上錢,說不定就要去坐牢了。那時,昆明捲煙廠對這個項目也有興趣,但後來就不敢了。我想,香煙的質量和效率提高了,一年就能還上錢。後來就是這樣的。我對風險也是有評估的。」

從煙盒裡抽出一支煙點上,褚時健的話題又回到了柳丁:「農民太弱小了,他們是無力承擔風險的。現在園子裡的兩口之家,他們只要出兩雙手,房子、肥料、樹苗都是我出,按照公司的要求做,一年收入差不多有6萬塊左右。他們還可以自己養上幾十隻土雞,幾頭豬。以前他們的年收入也就幾千塊錢,現在日子好過了,孩子上大學,學費也掏得出。技術員年薪10多萬,不比做公務員差。」

褚時健抽煙頻率很高,半個小時就抽掉了4支,不過每次都不抽完就掐滅了。他滅了煙又說:「農民其實也不好管理,他們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時健。比如說,要想柳丁質量高,必須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實,農民捨不得;樹長大了,空間不夠,相互爭奪陽光和養料,必須砍掉三分之一的樹,農民也捨不得。不過,我們收果實有嚴格的質量標準,按照公司要求做的,收入明顯提高,其他人也就跟著學了,他們想,憑什麼你的果子比我質量好,產量比我大,收入比我高。以前做煙的時候,也是這樣的,我從煙田抓起,給農民種子、化肥,指導農民怎樣種出一流的煙葉,高價購買煙葉。沒有世界一流的煙葉,就做不出質量一流的香煙。」

「搞人際關係,我不行」

褚時健做企業的最早經歷是在「文革」時期,他曾經擔任過嘎灑糖廠的廠長。談起這段歷史,褚時健臉上的笑紋深了一些,像在說一個笑話:「我這個廠長是戴罪之身,‘摘帽右派’,打個比方,‘右派帽子’掛牆上,檢查的人來了,就給我戴上,批鬥我了,就戴著帽子走個過場。

廠裡有兩路造反派互相打,他們都不捨得往死裡整我。

整個雲南的糖廠都虧損,我那個鎮辦小廠一年盈利30多萬呢,別的廠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,我們能榨12斤。

我們還把別人榨過的廢料,要過來再榨一次。儘管設備簡陋,質量在當時算好的,像蠟一樣。」

面對為何成為右派這個問題,褚時健凝想了片刻,點上一支煙,悠悠地說:「1955年,我27歲時擔任玉溪地區行署人事科長。

我的上級常常暗示我替他做點違反原則、對個人有利的事,我聽不懂。他說小褚你不懂事。

反右的時候,我負責給一部分人定性,那時候反右是有指標的。

我想不通,那些我熟悉的人怎麼可能是右派呢?指標越來越高,我工作越來越差,‘對右派手軟的人肯定是右派’,1959年,我就成右派了,就去農場改造了。

很多縣級幹部和我關在一起,他們想不開,整天唉聲歎氣。我說,有什麼呀。這一年,我30歲。」

在農村的日子,儘管全家生計艱難,和坐機關相比,褚時健反而覺得輕鬆了很多。

他說:「我是個不愛求人的人,搞人際關係,我不行,覺得心煩。」

1979年,褚時健在嘎灑鎮上看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檔,他心想:「一切該結束了。我是搞經濟、搞技術的,我們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。」

從做糖,到做煙,再到做橙,褚時健都可以說是一個技術至上型管理者。三次做企業都很成功,這使他只認這個理。「真有拳頭產品,市場就不是問題,」褚時健說,「海爾,把攤子鋪那麼大,還要進軍國外市場,張瑞敏會很累吧。」

「搞技術」的褚時健其實很懂得「分甘同苦」的道理,這個詞的本義是同甘共苦,做另一番解釋也別有意味。

他率先在玉溪煙廠工人中實行計件工資,有賞有罰,極大提高了效率,工人的工資有時甚至超過管理層,並曾經發生過多次工人翻牆進廠加班的事情。

分配與激勵是褚時健管理企業的一大利器,做煙種橙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
在種煙最紅火的時候,作為煙廠的廠長,他覺得自己和其他高管也應該被激勵一下。他的這次率先嘗試卻把自己推向了一個巨大的漩渦,深陷鐵窗,家破人亡。

「經歷了那麼多事後,你如何看待朋友?」聽了這話,褚時健猛吸了一口煙說:「我在牢裡的時候,心想我70多歲了,以後能不能活著出去,出去以後又靠什麼生活?後來,我弟弟來看我,帶了他種的柳丁,我吃了一口,心想,味道還可以啊,要是能出去就種柳丁吧。後來,得了病,身體狀況很差,再不出去看病,估計就死在裡面了。出來後,就想找點事做,消磨時光。處理我的案子時,他們給我留了120萬塊錢。聽說我要種柳丁,幾個有錢的朋友每人借給我幾百萬,加起來一共1000來萬,他們說,就是給你玩玩,玩沒了也沒關係,反正我們也用不著。到2009年,這些債務都還清了,還錢的時候,他們又不肯要利息。」

「我不上市」

2011年,褚時健的果園利潤超過了3000萬元,固定資產超過8000萬元。不過,這些年的贏利,不是用於還債,就是變成水利建設等固定資產投入,最近褚時健又租了400畝山地,樹剛種下,掛果還需要幾年。

國內一家很有實力的投資公司專程托人詢問褚時健對上市有無興趣,這家公司看好褚時健柳丁的口碑和贏利能力,有意運作「褚橙」登陸股市。褚時健聽了,連連擺手。「沒的這個心腸跟他們玩。再說,投資公司都要在上市後拿走股民一筆錢的。我85歲了,管不了幾年,以後交給我外孫女和她丈夫。說實話,他們管管銷售還行,但還沒掌握種植技術,上了市,我倒是拿了錢,但虧了股民。我怕別人背後指指戳戳。」

褚時健隨即和我們討論起股市:「你們覺得中國股市正常嗎?一隻做酒的股票從兩塊錢坐飛機一樣地漲到90多塊。」隨後,他做了一個墜落的手勢,接著說:「央企不是很賺錢嗎?它們給股民分過紅嗎?」他用很慢的語速笑著說:「我不上市。」

「從2002年保外就醫到現在也快10年了,中國的商業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,比如互聯網公司現在發展很快,你在山中是否留意過?」問題很長,回答很短,他說:「我玩不了概念。」停頓片刻,他接著說:「現在國企太厲害了,反正總能賺到錢,反正花的也都是國家的錢。有的一把手,既不懂生產,也不懂市場,照樣一年收入幾百萬。」

聽有人恭維他以前是「煙王」,現在是「橙王」,褚時健並未反對這種說法。又有人說起王石撰文向他致敬,他愣了一下,「王石就站在那裡」,褚時健指了門口說:「他來過兩次,我們站著,每次都說兩個多小時的話。他事業做得不錯,是個有追求的人。」

王石崇拜的人----褚時健

有人問深圳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:你最尊敬的企業家是誰?王石沉吟了一下,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。這個名字不是全球巨富巴菲特、比爾·蓋茨或李嘉誠,也不是房地產界的某位成功人士,而是一個老人,一個跌倒過並且跌得很慘的人。

他擔任一家小廠的廠長後,曾經是位英雄,披荊斬棘,以非凡的膽識和能力,用18年的拼搏,使這家小廠成長為每年利稅數百億元的大型集團,然而,他輝煌的人生之路在他71歲時偏離了航向,1999年他因貪污174萬美元被判無期徒刑。

他的女兒在獄中自盡身亡。這對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來說,應該是一生中摔得最重、跌得最慘的一跤。許多人認為他的這輩子完了。但是,這位老人並沒有垮掉,他先是獲得減刑,改為有期徒刑17年,2002年他因為嚴重的糖尿病獲批保外就醫,回到家中居住養病。按照我們的設想,他能在家頤養天年,就已經是最好的結局了。

然而他再次讓人大跌眼鏡:他承包了2000畝的荒山,開種果園!這時,他已經75歲,身體不好,要承包的荒山又剛經歷過泥石流的洗禮,村民都說那是個鳥不拉屎的地方。

這些困難並沒有阻擋他的「瘋狂」行為,他帶著妻子進駐荒山,昔日的企業家成為一個地道的農民。幾年的時間,他用努力和汗水把荒山變成果園,而且他種的冰糖臍橙在雲南1公斤8塊錢你都買不到,原來這些產品一採摘就運往深圳、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,效益驚人。

這一年,愛好爬山的王石來到了雲南,特意抽時間去看望他,他看到了一個面色黝黑但健康開朗的農民。他向王石介紹的都是果園、氣溫、果苗的長勢。言談之間,他自然地談到了一個核心的問題:2000畝的荒山如何管理?

他使用了以前的方法,採用和果農互利的辦法。他給每棵樹都定了標準,產量上他定個數,說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,因為太多會影響果子的質量。這樣一來,果農一見到差點兒的果子就主動摘掉,從不以次充好。他制定了激勵機制:一個農民只要任務完成,就能領上4000塊錢,年終獎金2000多塊,一個農民一年能領到一萬多塊錢,一戶三個人,就能收入三四萬塊錢,比到外面打工掙錢還多。

他管理煙廠時,想到煙廠上班的人擠破頭,現在管理果園,想到果園幹活的人也擠破頭。這個已經80歲的老人,把跌倒當成了爬起,面對人生的波瀾,他流過淚,但又一次點燃希望之火,用心過日子,將日子過得紅紅火火,讓周圍的人幸福快樂。

他就是紅塔集團前掌門人褚時健。他把一個很小型的玉溪煙廠,辦成了可以和進口洋煙抗衡,每年創造200億稅收的大型集團。

王石感慨地說,我得知他保外就醫後,就專程到雲南山區探訪他。他居然承包了2000畝山地種柳丁,柳丁掛果要6年,他那時已經是75歲的老人了,你想象一下,一個75歲的老人,戴著一個大墨鏡,穿著破圓領衫,興致勃勃地跟我談論柳丁掛果是什麼情景。2000畝橙園和當地的村寨結合起來,帶有扶貧的性質;而且用沼氣作肥料,環保且原生態。他的那種淡定,讓他作為企業家的氣質和胸懷呼之欲出。我當時就想,如果我在他那個年紀遇到挫折,我一定不會像他那樣,而是在一個島上,遠離城市,離群獨居。

王石的感慨,褚時健並沒有聽到。他在紅塔集團時帶的三個徒弟,現在已是紅河煙廠、曲靖煙廠、雲南中煙集團的掌門人,但這一切與他無關,對他來說,他在曾經的輝煌中跌倒,但在跌倒後又一次創造神話,這就足夠了。我們都曾失敗過,是一蹶不振還是再次站起,褚時健這個最富爭議的人物,給了我們一個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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