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個人要想成大事,僅憑務實是不夠的!還必須具備這「2種特質」

佩珊 2021/11/19 檢舉 我要評論
 

給自己一份好心情,讓世界對著你微笑;給別人一份好心情,讓生活對我們微笑,好心情是人生的財富,讓好心情與我們時時相伴。

 

中國人非常重視「層次性」,一生努力不懈,目的即在不斷提升自己的層次。

現在,很多人搞不懂「情理法」,甚至錯把「情、理、法」的次序,按照西方人的思維排序,認為情排在最前面,實在大錯特錯。

要知道,中國人的「情、理、法」系統,有其獨到的奧妙。

現在我們多半行而不知,自己說不出「情、理、法」的真義,卻要不斷地把它改變成「法、理、情」或「理、法、情」,固然不知者不罪,卻顯然造成了無心之過。

那麼,情、理、法的系統到底是怎麼運作的,為什麼對一個人能否成大事關係很大呢?

1

首先,我們要知道,中華文化可以分成三個層次,由下而上,分別為「務實」「不固執」與「中庸」。

務實的表現,在守法;不固執的要旨,在講理;而中庸的切入口,則在于論情。

由上而下,正好構成「情、理、法」的順序。

在教育並不普及的時代,老百姓屬于學識既不豐富、情理也不練達的低層次大眾。

他們以「務實」為依歸,遵照做人應該規規矩矩,做事必須實實在在的道理,而最具體的行為表現,莫過于「守法」。

官吏的學識至少比一般老百姓要豐富,對于情理也應該多一些了解。

讓他們擁有一些彈性空間,能夠自主地衡情度理,然後找到合理點,當然比遵守僵化的法條要靈巧得多。

但是官吏一講理,就會形成「公說公有理,婆說婆有理」的混亂場面,這時候高層人士的「情」,就很自然地影響「理」的抉擇與判定。

在某些城市,「法」常常具有不需要的全都齊全,需要的那一條剛好欠缺的特性。

選舉發生弊端怎麼辦?把選舉罷免法翻來覆去,什麼都有,就是沒有這一條。怎麼辦?

比如先宣佈某位先生當選。根據哪一條呢?「什麼哪一條,這樣才合理啊!」

可見, 「理」的層次比「法」高,找不到法的依據,或者認為法不合理時,我們就會依「理」解決。

法院審理,找來找去也找不到法的依據。于是往上推,比如讓高層人士開會決定黃先生當選。

根據什麼法?依據什麼理?有人說:「何必呢?情面難卻啦!」證明 「情」的層次又比「理」高。

高層的「情」,可以決定中層的「理」。

但是有一點, 「情」如果憑良心,衡情度理的結果必然相當合理,大家就能夠接受。

「情」若是濫用、私用,以致違背了良心,那麼得到的結果必然是歪理,偏離了正道,令大家不服。

2

問題是,很多事件往往是依「情、理、法」來處理的,為什麼還要講一切依法不可,是什麼道理?

因為「情」「理」「法」的結構,有其不可分的關聯性。

「法」居于基礎地位,表示「論情」和「講理」,都不能脫離守法的范圍。「法」原本有其彈性,在合法的范圍內,衡情度理,不但合情合理,而且合法。

但是, 一個人要成大事,僅憑「務實」是不夠的。

必須在「不逾越規矩」「不違背實在」的范圍中,以「不執著」的態度,多找幾個答案。

保持學則不固的心態,聽到別人的意見,並不馬上接受或拒絕,都把它當作使自己不固執的一種參考意見。

然後等到時機成熟,考慮周到,這才「擇善固執」,找到真正的合理點,再加以適當的堅持。

任何事情要妥善解決,並不是完全依法就行得通。

一切依法,所依的法如果不合理,究竟妥善不妥善?解決的方式可能是合法未必依法,可以解釋為依法找到合理的答案。

「理」的最大難題,在不易明。

大家都講道理,卻實在沒有把握真正的道理在哪裡。

科學家追求真理,卻一個緊接著一個,在努力推翻前人所指稱的真理。

人最可怕的毛病之一,在于只承認自己的道理,不相信別人所說的道理。

中國人更是普遍十分講道理,卻常常不講道理。

公說公有理,婆說婆有理,既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實,我們只好交給高層人士,以「情」來裁決。

良心是判斷道理的最好標準,如果這一點都不相信,那我們還能夠相信什麼呢?

高層人士是否憑良心,則交由中層和基層廣大的人群來決定。

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,心知肚明。

哪些高層人士憑良心,哪些高層人士口是心非,終究騙不了大家,公道自在人心。

只是,我們中國人習慣于不一定會原原本本地說出來,于是有心人報喜不報憂,極力巴結逢迎,造成高層人士常被「小人」包圍的可怕現象。

自古以來,高層人士大多抱著「將信將疑」的心態,仔細考驗周圍幹部的言行,恩威並濟,使其不敢有所隱瞞。

而且稍有不軌,也處分得特別嚴苛,以致下屬常發出「伴君如伴虎」的苦歎。

高層自愛,又能警惕于幹部的真忠與偽忠,實賢與虛賢,密切注意幹部有沒有能耐把自己的「情」控制到依法合理的地步。

如果可以,自然可以成為人人稱道的君子,成就一番功業。

3

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,「情、理、法」的行為標準,其實就是孔子學說中的「仁、義、禮」理論。

我們希望大家知道,為什麼中國字要豎著寫,因為它有一個層次性。

儒家是非常講禮的,這個禮就是我們所講的法。

孔子非常遵從周公,就是周公治禮,把治得很完整,今天的話叫制度。

中國人是非常重視制度的,很多人覺得中國人非常隨便,不守規矩,其實這是誤解。

我們最會把制度定起來,而且最早把制度定得很完備。那時候以周公為代表,幾乎所有臨近的國家都向我們學習。

重視法,重視制度,在儒家的學說就叫做禮。

可是,這些東西有一個要求:就是要合乎義。

義就是理,義就是合理的意思,制度必須要合理。

如果不合理,大家就會抗拒,就會陽奉陰違,甚至很多人要把這個制度改掉。

要知道,中國人是這樣,我們只接受合理的制度,很不喜歡不合理的制度。

問題是,合理不合理很難講,因此,就進一步提升到仁。

仁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情,它就是人性。

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, 中國人是從下往上一層層提升的,跟西方人從上往下不一樣。

我們現在的觀念就認為,寫在前面的一定最重要,其實不是的。

人性如果不合理化,那也很可怕。因為有陰就有陽,有善就有惡,有好的念頭,就一定有壞的念頭。

一個人不可能統統只有好的,完全沒有壞的,那幾乎做不到。

聖人很少,大部分人想進、想退,想這樣、想那樣,想好、想壞,這才是正常的。

人性要合理,制度也要合理,你會慢慢了解到, 我們是以義為中心。這就非常符合《易經》的道理。

《易經》的道理就是中間最大。

中國人是中間的最大,只要很重要的東西一定擺在中間。我們的中軸線非常重要,所以叫中。

「仁、義、禮」,這三個以義為主,仁必定要合義,禮也要合義。

我們中國人講合情,一定會講合理。講合法,也要講合理,總要把這個理放在中間。

合理的人情很可愛,不合理的人情就很討厭,而且會害我們。合理的制度非常好,不合理的制度就有負面作用的。

這樣就很清楚了。

大家只要把中國人這套思考的理路弄清楚,在日常為人處事中,就能看得很清楚,做起事來遊刃有餘。

總之,中國人非常重視「層次性」,一生努力不懈,目的即在不斷提升自己的層次。

因為 我們歷來重視修身養性,越高的層次代表越高的修養。

就像人人都非常尊重和仰慕得道高人,就是因為他們的層次高,修養好,可以成為眾人的榜樣。

期待每一個人在不同的情境下不斷提升自己的層次,成為德才兼備的高人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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